年薪百万的我 前几天离开了PE行业

“谢谢，再见。”手拿工牌与公司前台Logo的合影，是潘毅离职前发出的最后一条朋友圈。

简单的告别，却满载着潘毅的心酸。作为一家中小VC机构的高级投资经理，潘毅在机构“强制跟投”的政策下几近入不敷出，万般无奈下选择离开。

“在我们机构内部，投资经理、高级投资经理、投资总监、合伙人都必须跟投，职位越高，跟投比例越大。”潘毅告诉投中网。

潘毅级别不高，每个项目跟投的金额也不算多，但因出手投资的项目不少，频繁跟投下来，一年的薪资基本不剩什么钱了。

最令潘毅感到尴尬的是，“我们投的项目都在早期，退出遥遥无期。对于跟投的投资人而言，谈何退出收益？”

其实，再坚持一个月，潘毅的年终奖就要到账了。但在头部机构的召唤下，潘毅觉得此刻“赶紧走就对了”。

年薪百万，亦不堪巨额跟投之苦

2021年伊始，杜旭尧同样选择了离职：他与一大型PE基金告别，回到了此前曾工作6年的律所。

让年薪百万的杜旭尧做出“吃回头草”决定的，是一纸机构与LP签订的“跟投合同”。

不同于潘毅，杜旭尧接收到的“强制跟投”指令并非来自机构GP，而是来自资金链条更前端的LP。“由于当时是单个LP的单只基金，又是投向单个项目，LP的话语权极强，已经写在合同中的跟投条款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杜旭尧告诉投中网。

按照合同规定，杜旭尧彼时负责的一只规模为5亿元的专项基金将全部投向一个尚在研发的硬科技项目。“机构投资人员需按照基金投资金额的1%进行全员跟投。”LP在合同中表示。

以此算来，整个投资团队需要跟投的总额为500万。作为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杜旭尧分配到的个人跟投金额为100万。

“我是不可能把全年工资都‘扔出去’进行跟投的，这件事我认为是非常不合理的。”杜旭尧表示。所以没过多久，他便向基金合伙人提出了离职。

2021年1月初，杜旭尧办好了离职手续，一周后入职律所。

“说实话，进入PE行业之时没想过会回到律所。”杜旭尧直言，“但是，我可能是被这一次的跟投事件惊到了，做出离职打算后没有考虑其他PE机构，而是直奔老本行。目前阶段，我至少要保障收入不下降，毕竟还有养家的压力。”

90后的潘毅则自嘲“‘单身狗’一个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他有底气再潇洒一次。离职后，潘毅没有选择立刻入职新公司，而是给自己放了个长假。

最近一周，潘毅的朋友圈是一片静谧的雪白。正在新疆滑雪的他表示，“不用工作了瞬间神清气爽。打工人的痛苦，留到春节之后吧。”

一笔赚80万的时代不再，如今“跟投不如买股票”

潘毅和杜旭尧所经历的“强制跟投”现象的本质，其实是GP及LP希望投资人与之进行“风险共担”的一种尝试。

“通过跟投，我希望机构的每一个投资人都可以拥有GP的责任意识。”医疗基金创始人蒋昆锐对投中网表示，现在市面上很多投资经理其实是FA心态，把项目撮合成了，就万事大吉了。一些人在推项目时夸大其词，避重就轻，只是为了迅速投成，这其实对于整个基金是非常不利的。

然而，如果有自己的真金白银在里面，投资人就会谨慎很多。“他们想的便不再是当下一分一秒的事情，而是未来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中项目的发展。”蒋昆锐称。

邓然宇则自认为是一个“有长线思维的投资人”。

2011年，邓然宇入职了一家头部人民币基金，一年后便在B轮跟投了其所在团队主导投资的某互联网项目，该项目于2016年上市，邓然宇在机构退出后一笔拿到了近80万的奖金。

“我们机构没有强制跟投，但是大部分自己投的案子同事们都会跟一笔，金额也没有很明确的要求，只是一个大概的比例范围。”邓然宇告诉投中网，“当时拿到跟投奖的项目是自己全程跟进的，算是非常了解。虽然当时经验尚浅，但是我对于项目的发展前景、IPO可能性是有个基本的预期的，做出个人跟投的决定时几乎没有犹豫。”

那时，初尝甜头的邓然宇决心“趁着年轻再搏几次”。

但是，天不遂人愿：资本狂潮并未持续，各个端口迅速收紧之时，市场在被迫变得冷静。

“2018年开始，很多之前投资人追着投的项目，都‘凉’了。”邓然宇回忆称，其所在投资团队本来对几个大热的被投抱有很高的期待，但是到目前为止，有些项目已倒下，有些项目已被巨头吞并，IPO好比天方夜谈。投资人的跟投奖金，自然也已成为泡影。

邓然宇表示，若仅出于对跟投奖金的考虑，未能IPO的项目基本就可算作是VC/PE从业者的失败投资。“被回购或被并购的项目大概率卖不出什么好价格，谈何跟投奖金？”

2020年开始，邓然宇无奈地看到，VC/PE从业者拿到跟投奖金更难了。

“这两年，一级市场的项目估值太高了。”邓然宇告诉投中网，“早些年我们跟投的成功率还比较高，就当买原始股了。但现在投项目，动辄20倍的PE，我们还不如去买股票。”

疯狂的估值，已终结跟投暴富的神话？

疫情后时代，投资人“急速抢项目”的风潮，催生了一级市场内头部项目估值的火速攀升。

目前，科技、医疗等热门赛道的项目估值显著上涨，且交割时间明显缩短，留给机构的估值议价空间被不断挤压。

“很多项目企业在选择投资人的时候，就看估值和速度。谁给的价格高就要谁的钱，谁给钱快就要谁的钱，怎么简单怎么来，不尽调是最好的。”杜旭尧称，“如此一来，被争抢的项目估值只会越来越高。”

不只是中国市场，Preqin数据显示，2020年，由于头部基金募集到了更多的资金，全球一级市场整体项目的估值持续攀升达到840亿美元，同比提升34%。

“从全球的市场环境来看，目前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好的卖家市场，部分公司确实有千亿估值的逻辑与理由。”蒋昆锐对投中网表示，“但同时，不排除有些公司估值虚高。如果这些公司估值骤降，解禁期过后，当初不顾一切投了进去的机构的收益也并不理想。”

而当诸多机构无法达到预期收益，投资人通过跟投来实现暴富的梦想便显得不切实际。

尤其是，当昔日的明星项目经营出现滑坡，无力支撑高点估值，“无人输血”的惨剧将迅速上演，企业倒闭或许就在一瞬间。

那时，投资人的跟投款，也就自然而然地打了水漂。“我亲眼见过朋友押了半年的工资在一个科技项目上，当时他们判定项目的团队和模式都很优质，但是资金链断裂后，没有机构愿意在原本的高估值基础上接盘，项目两个月就‘死’了。”邓然宇称。

“现在投资人跟投一定要有愿赌服输的心态。”邓然宇表示，“市场上已经没有什么便宜的好项目了，优质项目都很贵。那么多钱跟投出去，项目能不能跑出来还要靠一定的运气，投资人的心理素质要过硬。”

但是，从业10余年的邓然宇坚信，当下疯狂的估值泡沫必将破裂，行业也终会迎来价值回归。那时，投资人的跟投也会变得更加理性且水到渠成。“跟投自由，这一天会来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潘毅、杜旭尧、蒋昆锐、邓然宇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