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顶层设计马蹄声急： 数千亿绿色再贷款在“路上” 全国统一碳市场渐行渐近

后者主要表现为，虽然试点地区和金融机构陆续开发了碳债券、碳远期、碳期权、碳基金等产品，但碳金融仍处于零星试点状态，区域发展不均衡，缺乏系统完善的碳金融市场，不能满足控排企业的碳资产管理需求。此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其中一项是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具体而言，我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2030年前达到峰值，力争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长期低碳发展战略与转型路径研究》测算称，中国到2060年实现碳中和，实际上就是要努力实现以1.5目标为导向的长期深度脱碳转型路径。据此，2020―2050年能源系统需新增投资约138万亿元，超过每年GDP的2.5%。

要满足实体经济如此巨大规模的绿色低碳投融资需求，金融业亦需提供相应支持。1月4日召开的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提出，2021年落实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决策部署，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机制。做好政策设计和规划，引导金融资源向绿色发展领域倾斜，增强金融体系管理气候变化相关风险的能力，推动建设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为排碳合理定价。

此后，针对绿色金融政策框架的激励机制引起市场乃至官方的广泛讨论。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表示，建议人民银行考虑设立较大规模的再贷款机制(每年数千亿级别)，专门用于支持低碳项目。

央行研究局课题组则建议，培育交易活跃、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市场，鼓励相关金融机构和碳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市场交易、创新产品工具。

实际上，生态环境部去年末印发《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以规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及相关活动，该《管理办法》将于2021年2月1日起开始实施。业内人士表示，《管理办法》的出台标志着全国碳市场启动具备所需的必要条件，意味着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渐行渐近。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表示，随着碳中和目标的提出，我国经济产业结构转型也将进一步深化，银行的信贷业务也需要进一步向低碳产业倾斜，加强对绿色产业的支持。与此同时，在强化的减排目标下，可再生能源、新能源汽车等绿色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也将为银行带来可持续发展机遇。

设立较大规模的再贷款

2016年，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共同印发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确定了我国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和发展方向。四年来，绿色金融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取得重要进展。

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三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11.55万亿元，比年初增长16.3%，存量规模居全球首位；绿色债券存量规模约1.2万亿元人民币，位居世界第二。市场认为，绿色低碳产业外部性强，需要金融手段理顺投资回报机制。

马骏表示，围绕碳中和目标，应建立更加强有力的绿色金融激励机制，建议人民银行考虑设立较大规模的再贷款机制(每年数千亿级别)，专门用于支持低碳项目。

再贷款是指由央行贷款给商业银行，再由商业银行贷给普通客户，其目的在于调节基础货币供应并引导信贷投向，可进一步影响利率。现在为大众所熟知的支小再贷款、支农再贷款、扶贫再贷款即为再贷款的种类。

实际上，一些地方已探索运用再贷款支持绿色项目。

如2017年以来，人民银行湖州市中心支行(以下简称“湖州中支”)积极构建“央行再贷款资金对接商业性银行绿色金融产品”运作机制，首批发放再贷款5亿元，对接包括“绿色园区贷”在内的3个典型绿色信贷产品，有效探索了解决绿色效益内部化问题的商业模式。

利率方面，湖州中支要求借款金融机构执行“运用再贷款资金发放的贷款利率加点幅度最高不超过3个百分点”的政策。由于央行的再贷款利率较低，商业银行发放的绿色信贷利率也明显降低，进而降低绿色项目的融资成本。

不过这些实践仍是地方小规模的探索。如果绿色再贷款每年达到数千亿的规模，那将使该类再贷款规模超过扶贫再贷款、支农再贷款甚至支小再贷款。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9月末，扶贫再贷款余额为1723亿元，支农再贷款余额为 3784 亿元，支小再贷款余额为 8008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再贷款是典型的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和目标要求，预计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将呈现长期化趋势，但直达政策工具也将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以及我国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行动态调整。”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超明表示，“直达实体经济政策不能简单理解为‘短期疫情对冲工具’，其内涵在于加大对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长期支持，比如绿色低碳、三农、小微等，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

光大证券研究所金融业首席分析师王一峰表示，2020年以结构性货币政策作为主要发力点，预计2021年将在MPA(宏观审慎评估)考核体系中进一步加大对绿色金融的考核，促使银行加大对绿色金融领域的信贷支持力度。

马骏还建议，将较低风险的绿色资产纳入商业银行向央行借款的合格抵押品范围，将银行资产的碳足迹纳入绿色银行的考核评估机制，并将银行的碳足迹与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挂钩。

适度从紧确定碳配额总额

实现碳中和有一系列的手段，包括法律手段、宣传教育、技术手段、以及经济手段，国际上普遍通用的是碳排放权交易的市场方法。从国际先进经验来看，碳金融市场的稳健运行有利于扩大现货市场交易量，为现货交易提供更好的价格发现手段和避险机制，提升市场主体参与碳交易的活跃度。

中国碳市场自2013年正式启动交易。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末，京、津、沪、渝、粤、鄂、深、闽8省市试点碳市场配额共成交4.55亿吨，成交金额105.5亿元。整体而言，我国碳市场刚刚起步，各试点的监管主要以当地政府为主，面临着政策框架不完善、市场间流动性不强、金融化程度不足等问题。

后者主要表现为，虽然试点地区和金融机构陆续开发了碳债券、碳远期、碳期权、碳基金等产品，但碳金融仍处于零星试点状态，区域发展不均衡，缺乏系统完善的碳金融市场，不能满足控排企业的碳资产管理需求。此外，专业化投资者群体不发达，碳金融发展缺乏专业的长期资金支持。

“碳金融市场发展高度依赖于碳排放控制强度和碳排放权现货交易市场的成熟度。与欧美将金融功能内置于碳市场不同，我国更多将碳金融定位为服务于碳减排的从属性市场工具，这也成为碳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的重要原因。” 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在《推动我国碳金融市场加快发展》一文中指出。

具体而言，一是碳减排硬约束效力不足。由于担心限制碳排放会抑制经济增长、企业利润和居民就业，部分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控碳减排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二是碳减排主要依靠行政手段。碳排放配额占全国CO2排放量的比重不到30%，碳交易量则更低，市场主体参与度不高。

央行研究局课题组相应建议，培育交易活跃、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市场，尽快推动正式开展交易，遵循适度从紧原则确定碳配额总额，确保形成合理碳价。此外，适当放宽准入，鼓励相关金融机构和碳资产管理公司参与市场交易、创新产品工具。

“未来碳市场会逐渐演化出一系列创新型金融工具，比如针对碳排放权的质押融资等，这些都可能使碳配额的价值最大化，并可能成为一种面向公众的理财产品。”国富资本董事长熊焰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