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法大学资本金融研究院院长刘纪鹏：解决股市30年牛短熊长顽疾要抓主要矛盾 建一个投融资并重的市场

接到《红周刊》新年寄语的邀请我很高兴，因为作为“联办”(编者注：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前身是“证券市场联合设计办公室”，简称“联办”)的老朋友，我对《红周刊》存有一份特别的感情。想说的话太多，那我就先从跟《红周刊》的故事说起，然后谈谈我对当下资本市场改革的看法，因为我一直关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并对之充满希望。

对于“联办”、《红周刊》：

渊源颇深、感情深厚

我与《红周刊》的渊源颇深，《红周刊》是“联办”旗下的刊物。“联办”的成立，最著名的就是《联办宣言》，这篇文章是1991年由“联办”的章知方、李青原、戴小京等人参与讨论，我主笔完成的。当时我被章知方关在他家里写了三天，章知方对我说“不写完不能回家！”一天给我煮两顿面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从沪深两个交易所到中国证监会的组建，“联办”都创造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我也希望《红周刊》在宣传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史上，对“联办”的历史给予更多关注。中国证券业从银行业分离出来，其过程非常艰难，中国证券市场能发展成为今天直接融资的重要力量，“联办”功不可没。以史为镜，可以知荣辱，中国资本市场30年，“联办”走过的道路，对于今天我们认识直接金融、互联网金融与传统货币金融的关系上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另外，《红周刊》最早是从《证券市场周刊》分离出来的，最开始《证券市场周刊》是想请我去做主编的，后来，我介绍了方泉先生做了首任主编。因此，从个人情感上看，我与《红周刊》有着非常深厚的情感。

《红周刊》伴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30年成长而成长起来，是中国最早的国家批准的正式证券类刊物，在对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引导和保护投资人权益方面，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我对《红周刊》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上发挥的作用表示衷心的祝贺和感谢，同时对《红周刊》的未来仍然寄予厚望。

对于注册制改革：

精髓是监审分离，但要防止大干快上

接下来，我再谈谈当下资本市场上下都关心的注册制改革。

首先，注册制改革方向非常正确，它让中国资本市场的监管制度从审批制、核准制进入到注册制阶段。但注册制绝不能忽视监管，它的精髓是减少行政审批，实行监审分离，也就是把传统的证监会与交易所混为一家变为监审分离背景下的由交易所来进行审核而证监会强化监管的制度。监审分离、下放发审，才是完整的注册制。

因此，证监会不要有失落感，认为没有了审核权，似乎就无所事事。实际上，证监会的担子更重了，要从过去的“只种审批的田、荒了监管的地”回归到监管的本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监管什么？就是要监管发行者这个链条，也就是以上市公司为核心，以券商为龙头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交易所等多个环节组成的发行者队伍。只有证监会进行有效、强力的监管，才有交易所合格的审核。

其次，注册制的推行一定要有规划有步骤，不能由两个交易所加股转系统盲目地在融资端进行低价竞争，大干快上。我们要防止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朝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道路上“休克”，这是我对注册制的寄语。

对于资本市场的展望：

投资者利益保护一定要落实到行动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的展望，不能认为搞了注册制和市场化就盲目乐观。中国股市的痼疾还是在于监管制度上，解决了制度因素，其他的资金、周期、技术、外部环境等因素才能迎刃而解。

因此，如果中国资本市场要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就必须把今天困扰中国股市30年牛短熊长、投资者屡被割韭菜的主要矛盾抓住，只要抓住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迎刃而解了。这个主要矛盾就是监管制度，目前监管制度的主要问题是投资者和融资者之间的关系摆不正。因此，一定要把对投资者利益的保护是监管制度的重中之重落实到行动上来，而不是当前口头上、理论上的保护。同时，要从实践上对融资者的偏爱、重视，转移到以投资者为主上来，真正把投资者当作主人。与之对应，就要从开展投资者教育转到融资者教育上来。

监管上，则需要从二级市场上主要对庄家操作市场的监管转移到对庄家的监管与对大股东、高管等内部人的防控相并重上来。要从源头抓起，就必须从大股东、内部人赚钱而股民赔钱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纠正中国股市指导思想上的偏差。

今天中国股市的现实情况是，这是30年来，中国改革发展中贫富悬殊最大，缺少公平正义最明显的市场。因此，要让投资人能够产生财富效应，让大股东主要财富从存量财富的分配获得转到他们办好上市公司，实现上市公司增量财富和价值创造上来，实现多赢，从财富分配入手，建立一个公平正义的股市。

此外，还需从治理结构入手。现在对大股东、内部人缺少有效的公司治理防控和制约，因此无论是独立董事制度，还是公司治理方面上，都要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以及对大股东的制约上，建立好的制度，让独立董事真正发挥出作用。在上述制度改革实现的基础上，中国股市一定能迎来美好的明天。

对于当下的机构抱团：

基金管理人应当承担更多责任

把中国股市出现的很多问题，都归结为机构不够、散户过多，这是非常片面的。实际上，我们在发展机构投资人的进程中，始终存在着照搬西方的问题。对于以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人，这确实是国际主流，但是基金的发展也有其历史阶段，比如早期的基金就是公司型基金较多，直到今天西方国家也仍然存在着公司型基金，它有着完整的治理结构。而契约型基金只是基金演变之后，法规制度健全、监管制度完善背景下的一种现代机构方式。

然而，我们国内一起步就全部是契约型基金，契约型基金缺少良好的治理结构，旱涝保收。在初期机构投资的发展中，如果机构投资人的职业道德跟不上，就会出现玩别人的钱却不承担任何风险等这类问题。制度不完善，监管跟不上，就会出现基金黑幕、漏洞等方面的问题。甚至现在所谓的机构带来的行情，也大都是机构抱团炒作个股。

此外，我们对机构的约束也不够，无论是在打新股的偏爱上，还是机构投资人都设立首席经济学家来“自拉自唱”以及为机构服务上，制度设计本身就让散户处于不公平的地位。机构的职业道德并没有提高，而且还有较高的基金管理费用的收取，所以机构本身也存在一种周期性的割韭菜式行情。也就是，机构爆炒一把，实现过山车之后再沉寂几年，然后继续下跌，陷入到不能给投资人带来更理想行情的格局中。爆炒一轮之后，也只是基金管理者这些机构和个人赚了钱，资本市场上，也只是一些个股产生了过山车式的行情，如果他们只是将精力放在投资人之间博弈的收益分配上，而不是真实的业绩基础上，那么我对此走向是非常担心的。从目前来看，应该让他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才能促进其健康发展。

最后，我希望《红周刊》不忘初心，在过去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再迎来新的辉煌，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同时也希望广大投资者不再成为被割掉的“韭菜”，充分享受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带来的“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