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于生死之间：我在人体器官获取组织工作这十年

“对于大多数患者家属和临床医生来说，我们带来的更多的是死亡……”

“紧张，特别紧张，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手心都是汗，把手里的笔和纸都沾湿了，比我高考、结婚都紧张……”

“经常失眠，手机从来不关机，经常半夜就要去外地……”

“听到过很多特别难听的话，特别刺耳，曾经有一次，有40多个人围攻我……”

类似于这样的表述，还有很多，全部来自于三个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人。而这三个人，从事同一个职业——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隶属于同一个组织——人体器官获取组织(Organ Procurement Organizations，简称opo)。

死亡，只是生命的结束，却不是最终的结局。而在死与生之间，他们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因为“器官捐献”这份来自生命尽头的馈赠，是许多家庭重生的希望。

40多人围攻

2020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在山东济南山大二院见到刘红的时候，她穿着一身白大褂，和医院里忙忙碌碌来回穿梭的医生别无二致。交谈中，刘红平易近人的气质、清晰流利的表达，乐观开朗的性格，完全让人想不到，10年间，她零距离接触了300多次死亡。

刘红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用她的话说，她是一个奔走在生死之间的人。

今年是我国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十周年，也是刘红从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十年。“2010年7月，我参加全国第一期人体器官捐献知识培训班，当时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虽然开展这项工作很有难度，但是凡事总得有个开端，总得有先行者。”

就这样，刘红成为了全国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之一。“刚开始的时候，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很少，山东省也就只有13个专职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

“我们的工作，就是及时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向家属宣讲器官捐献政策。”经过短短几天的培训之后，刘红开始研究国家的相关政策，和医院里的临床医生交流，了解病人的相关情况。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之后，刘红才发现，她还是低估了这件事情的难度。

“刚开始试点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没听过器官捐献。要把国家的相关政策介绍给患者家属，让家属在接受救治无望的结果的同时，还要认可捐献并同意捐献，特别难。”刘红说，从2015年1月1日开始，公民自愿捐献成为唯一的合法来源，但直到那时，很多老百姓都几乎没听说过器官捐献。

“刚开始的时候，100个人能有5个同意捐献就算是成功率很高了。”直到2013年，刘红才成功协调了第一例器官捐献。

刘红和临床医生在讨论患者病情

“你舍得这样对你的父母吗？”“你没有孩子吗？你不怕遭报应吗？”从2011年开始从事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每次听到这样的话还是会让王宪英特别难受。“听到过很多特别难听的话，特别刺耳。曾经有一次，有一个潜在的器官捐献者是一个15岁的小孩，我去协调的时候，有40多个人围攻我，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

“别说家属接受不了，连很多临床医生都不能理解，他们觉得我是从他们手里‘抢’病人。”王宪英说，尤其是一些区县的临床医生，为了避免医患之间产生矛盾，顾忌会更多一些。“刚开始我去基层的医院，ICU的大夫、神经外科的医生，他们不理解这个工作，有的干脆直接就不让我们进门。”

“最难的是在和患者家属见面之前。”今年29岁的万兆朋，两年前正式成为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他至今对第一次协调的情形记忆尤新。

“当时很紧张，来回踱步，反复问自己，我应该说什么，家属问我相关的问题我能不能很流畅地回答出来。手里握的笔和纸都是汗，人生前二十几年可能就从来没有这么紧张过。”

一直在路上

除了患者家属和临床医生的不接受，刚开始时，他们还要面对家人的不理解。“中国人讲人死为大，入土为安。我刚从临床转过来时，家里的老人就非常不理解，觉得我的工作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好的影响，担心我的安全。还有就是因为这个工作要经常出差，顾不了家。”

正式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时候，万兆朋刚刚结婚不到1年。“我妻子倒是非常支持我，但是我还是觉得非常对不起她。因为我们这个工作，经常出差，不能在家陪她。”万兆朋说，他最难过时候，是妻子忘带钥匙，但他不能及时送过去，只能让妻子在门口等开锁公司来开门的时候。

由于山东多数城市没有器官移植中心资质，只要收到当地有潜在捐献者的通知，万兆朋就要立刻赶往当地医院，无论节假日还是深夜。

“一年当中，基本上是一直在路上，有可能回到家刚坐下和家人一块吃顿饭，突然来电话，有合适的潜在器官捐献者，立马就得走。”签字笔和器官捐献登记表是他随身背包里从来没变过的两样东西。

“手机24小时不关机，节假日也是。那时候经常失眠，经常凌晨4点，我还在想，如果有案例让我明天早上赶到，我该怎么跟家属说，怎么让家属同意捐献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王宪英说，她错过一秒，或许一个等待移植的患者就要错过一生。

作为一个女性，王宪英坦言，干这个工作压力会更大。“一开始家里都不理解，说你一个女同志整天往外跑，还有两个孩子，就感觉压力特别大。不过现在干这么多年了，慢慢的父母都理解了，都很支持，感觉这是个好事。”

“半年以后吧，家里老人在电视上经常看到一些关于器官捐献的宣传，慢慢地也就了解了，接受了。”万兆朋说，现在家里老人给他打电话，一听他在出差，就知道他可能是和患者家属在一起，就会简单叮嘱一句然后挂断电话让他安心工作。

虽然经常出差，但是更多时候，“空跑一趟”才是这份工作的常态。

“有时是因为患者不适合捐献，有时是因为患者家属不同意捐献，原因有很多，大部分时候都是无功而返。”万兆朋说，愿意捐献器官的病人，需要转运至山东大学第二医院，进行严格的治疗评估。“有时病人在当地送上急救车的时候还同意，但是刚送到医院家属又改了主意，只能再送回去。”

刚开始“空跑”的概率高达80%以上。

“尽管只有10%的把握，我们也要按照200%的努力去做。因为发现一个潜在器官捐献者不容易，我们非常珍惜，但是如果家属不同意的话，我们也非常理解。”万兆朋说。

据统计，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开展十年来，已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万余人，但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缺口依然很大。

“没有死亡，就没有器官捐献。但是没有器官捐献，就意味着对无数器官衰竭的病人来说就没有任何希望。”万兆朋说，每当他在医院看到那些换了器官的人恢复得越来越好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从事的职业，是一件无比有意义的事。

“最难过是他们说‘愿意’的时候”

“我觉得最难过的时候，不是我被拒绝的时候，而是他们抬起头来，说‘愿意’的时候。”一个同样的问题，刘红、王宪英、万兆朋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心情很复杂，因为如果我成功的话，那就代表我接触家庭的亲属去世了。这是一件很难过很悲伤的事情。因为我们毕竟是和捐献者家庭接触，受者这边我们是不接触的，所以你说成功好还是失败好？特别的矛盾，特别的矛盾。” 刘红说，当患者家属同意捐献，他们把患者往手术室送的时候，家属的状态是最让她难受的，尤其是当捐献者还是孩子的时候。

有一个六岁的小男孩让刘红至今印象深刻。“小男孩患了脑瘤，后来转到重症监护室。父母不能随时陪同，孩子妈妈就在监护室门口，一遍遍翻看手机里存的视频和照片。”刘红回忆道，“但是捐献的那天晚上，我就感觉到，孩子妈妈的悲伤程度好像一下子减轻了，特别冷静，好像找到了精神寄托，一下子释怀了。但反而那个时候我的感触特别深，心里特别不是滋味。”

刘红至今还记得，这个孩子去世后，捐献了两个肾脏、一个肝脏，给了三个人新生命。

医生向器官捐献者致敬

“后来过了几年，那个妈妈又生了个小男孩，我们过去看望她，那个时候才感觉到这个家庭真正能够重新开始。”刘红一直留着这些捐献器官家庭的联系方式。她一直认为，这些人对于生命的认知是最深刻的，这超越了学历、财富甚至所有。

“四五年前，有一个济南的小男孩，得了脑瘫。病危的时候，父母主动提出来要器官捐献。男孩的表妹今年成年，在她18岁成年礼的时候，登记成为了器官捐献志愿者。她说因为她的哥哥就是一个器官捐献志愿者。”刘红说，男孩的器官捐献是生命的传递，而男孩表妹让她感受到了精神的传承。

“让我最难受的是一个3岁的小姑娘，她的父母同意器官捐献之后，我把她从手术转移床抱到手术台上。放下她的那一瞬间，我的眼泪止不住就下来了。这么好的一个小天使，为什么就不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怎么这个意外就发生在她的身上了？她还没有来得及去欣赏这个世界的美好。”万兆朋说，从那以后很长时间，他看到孩子就会受不了。

“我前一段时间遇到一个大叔，他儿子做完手术最终没抢救过来，脑死亡了，没有自主呼吸。他对象是个残疾人，他们只有这一个孩子。但是见到我们之后，他一边哭着一边说，‘王大夫，你看看我儿能救多少人，我们就救多少人’。”王宪英说， 最终他儿子救了5个人。

“感动不止于‘成功’”

成功的案例都很相似，有时候更让他们印象深刻是那些失败的案例。“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原因，可能是家属的，也可能是病人本身的。”

“有一个17岁的孩子，骑摩托车出了车祸。他的父亲是一个热衷于公益事业的人，同意了器官捐献。但是孩子母亲坚决不同意，也接受不了。孩子母亲家里的兄弟姊妹都过来做工作，一家人都挺认可这个事情的。”刘红说，“我们就劝她说年纪也不大，才40岁，以我们医疗机构的能力，她将来还有希望能再要一个孩子。这才知道，她早就把子宫切除了。”

“还有一个小姑娘，是一个大学生。父母开始的时候是很赞成的，结果出去和他亲戚一商量，就不同意了。后来他亲戚直接不让他父母单独和我们见面。”刘红说，后来她才知道，因为小姑娘还没结婚，家里想给她结阴亲。

“哪怕万分之一的机会我们也要去试一试，因为很多时候看着山穷水尽反而一下子又有了希望。但是有时候可能希望很大，反而一下子又不行了。我们一开始的工作一直就是这样。”刘红说。

“刚开始的时候，是子女给父母做捐献的决定，后来慢慢会有一些父母给子女做决定的案例，再到现在是一些老年夫妻相互做决定，主动提出器官捐献的案例也越来越多。”十年来，刘红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社会和民众对于器官捐献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人们逐渐意识到，让器官“活”在他人身体里，也是生命延续的一种方式。

自2010年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以来，山东省在十年间共建立人体器官获取组织12个，实现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2911例，共捐献出肾脏5476个、肝脏2500个、心脏134个、肺脏98个、胰腺55个，在线登记器官捐献志愿者数量达到112810人。全省近8000名器官衰竭终末期患者通过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体系重获新生。

截止到2020年12月11日，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已达268万人

今年是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开展十周年。截止到2020年12月11日，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已达268万人，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万余人。但据统计，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缺口依然很大。

刘红说，这些年，她见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加入了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的队伍，他们更年轻，更有朝气。他们和全国所有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一起，正在为填上中国器官移植需求的缺口而努力。

“有人说我们是最英雄的‘混蛋’，但我觉得我们更像燃起的一个小小的火苗。”王宪英说， 并不是只有她一个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全国有这么多，山东省有很多，济南也有很多，她觉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有人说，我国的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越来越多，代表着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越来越成熟。刘红表达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如果有一天我国没有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了，就说明我国人体器官捐献事业真正成熟了。

“我希望以后我能失业，社会再也不需要我们协调员了，公众可以通过社会渠道进行捐献的申请和实施，整个流程更公众化，我觉得那样是最成熟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