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非虚构系列作品”面世：“这是我最好的一套书”

“这是我自认为最好的一套书。此次再版，也是对读者的一个交代。”

近日，“叶兆言非虚构系列作品”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在前几日江苏书展举行的“话陈年旧事，数名士风流——叶兆言非虚构系列作品发布会”上，作家叶兆言如此由衷地表达了自己的偏爱之情。

作为当代文坛的常青树，叶兆言身上有多个标签。他出身文化世家，祖父叶圣陶、伯父叶至善、父亲叶至诚均为文化名人；他被称为“南京城里最后一位文人士大夫”，堪称“读书最多的作家”之一。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登文坛，迄今已笔耕四十载，出版作品上百部，著作等身，步履不歇。

此番首发的这套书中收入的均为创作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的非虚构作品，由叶兆言本人亲自整理结集。这也是自2019年《南京传》出版以来，译林出版社再度把目光投注到叶兆言的非虚构写作上。

本书系共分三个小套系。《陈旧人物》《陈年旧事》为其一，一个民国世家子弟，谱就几曲民国文人风流；《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诚知此恨人人有》为其二，朝花夕拾，书写记忆中的这些人，那些事；《午后的岁月》为其三，叶兆言与好友余斌十二次深度对谈，重返八十年代文学现场。

其中，《诚知此恨人人有》为全新结集，首次出版；《陈旧人物》《陈年旧事》《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午后的岁月》已绝版多年，此次重装归来，整体亮相。

旧式的情感是人类的结晶，只有当它们真正失去时，我们才会感到它的珍重

《陈旧人物》《陈年旧事》两本书为晚清以降近百位政治、军事、文化领域的名人立传，二者一脉相承。叶兆言以阅读作积淀，趣味为根底，谱写民国名士风流，书写一个人的近现代文人史。他从耳闻目睹的掌故中画骨描神，解析少为人知的历史背面，揭开易于忽略的历史常识。

《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诚知此恨人人有》是叶兆言的文学回忆录，叶氏家族见证了中国读书人的当代史。他回忆文学世家与前辈作家的交往，朱自清、夏丏尊、高晓声、汪曾祺、林斤澜……现代文学史上的耀眼群星是家中常客；回忆少年时期，以及父亲叶至诚曲折坎坷的一生；回忆年少时初读外国文学的故事，从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到歌德、巴尔扎克、雨果，人生阅历与阅读经验相互映照，对经典的解读也因此包含温情。

《午后的岁月》是叶兆言与好友余斌的十二次对谈。从野蛮生长的少年，到蓬勃热血的青年，再到平淡如水的中年，时而凌空高蹈，时而回望俗世，他们言说青春往事与文化情怀，记录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图景与精神轨迹，为重返文学现场提供了又一途径。

在这六部非虚构作品里，叶兆言以自己的成长故事、阅读经验为线索，将文学知识、历史掌故、人物评论、时代反思串联起来，文字坦诚真挚，舒卷自如，“怀旧”中尽显为人为学的智慧。

朝花夕拾，旧事重提，多少关于人生、历史的沧桑感喟尽寓其中。他说“我从这些老派人的交往中，明白了许多老式的情感。旧式的情感是人类的结晶，只有当它们真正失去时，我们才会感到它的珍重。”

如果用一句话来介绍，我觉得看这一套书可能最能了解我了

这套书中，叶兆言不避特定文体，在杂文中融入小说笔法，承继《史记》以降的文史笔法；从章太炎到鲁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从祖父叶圣陶到父亲再到自己，他漫谈中国五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命运，鉴往知今是叶兆言不是野心的野心；从归有光到周作人，从张中行到汪曾祺，他笔力纵横，言说中国传统士人冲淡平和的写作笔法。叶兆言随意而笔停，却自有章法，将一篇一篇文章变成一本书，一本一本书又变成一本大书，所以这套书“它有开始，其实是没有完结”。

作为叶兆言最经典的非虚构作品合集，“叶兆言非虚构系列作品”由屡获“中国最美的书”嘉誉的设计师周伟伟操刀装帧。结合作者的文字特色，封面底色采用米黄、淡绿、淡紫等浅色系，自成特色又浑然一体。书名设计借鉴书法的“大字”元素，以加黑醒目突出，同时与浅色封面内外呼应，极具怀旧感的同时又不乏先锋创意，传达出文字的典雅厚重与设计上的轻盈大方。小开本锁线平装设计，便于携带又容易翻检，以期打造通达无阻的视觉与感官体验。

叶兆言表示：“如果用一句话来介绍，我觉得看这一套书可能最能了解我了。”“这套书就像开矿一样，挖掘了我内心深处的另外一个东西。我一开始觉得写着好玩，然后慢慢觉得很有乐趣，再后面我自己是有一份很精心的经营在里面，我愿意写这样一本书，编这样的一套书。这套书总体来说，如果说有一条线的话，它能够很真实地反映我的阅读生活。”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怀旧是人生难免的一种情绪，陈年旧事说过去就过去。“叶兆言非虚构系列作品”以叶兆言半个世纪的阅读积淀和世家经验，在怀旧与实录，历史与当下，埋首书写与开口畅谈中，打通了私我探索却满载而归的文化通道，以文字的恒久点亮了片片历史上的废墟。

【浙江新闻+】

《陈旧人物》书摘：

张爱玲

张爱玲让人津津乐道的是她的贵族出身。对于这一点，我始终不以为然。文学的事，永远不可能如此简单。贵族出身的人实在太多，张爱玲的家庭了不起，比她更显赫的家族并不在少数。并不是破落的大家子弟，就应该注定成为曹雪芹。张爱玲所以成为张爱玲，首先是因为她的作品，其次还是因为她的作品。作品是人创造的，可是千万不要忘记作品可以反过来改变一个人的。作家成就了文学，文学也会毫不含糊地创造一个人。

张爱玲的一生是一部大作品。多少年以后，这部作品也许比什么都重要。早在二十五岁以前，张爱玲的文学才华就用得差不多了。她最重要的作品《传奇》和《流言》，都是在这之前完成的。很多文学青年在这个年纪，还没有来得及开窍。张爱玲是文学早熟又一个奇迹般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伟大的托马斯·曼，他在这个年龄完成了《布登勃洛克一家人》。张爱玲喜欢用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来形容她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事实上，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就是一声重重的叹息。二十五岁以后，她断断续续还在写，我几乎见到过以后的所有作品。我不至于说她的《红楼梦魇》不妥，那些言情的电影剧本意义不大，从方言改成语体文的《海上花列传》是浪费时间，事实证明这也很了不起，然而她的大多数读者恐怕都和我一样，就是觉得张爱玲应该一心一意写小说。天知道这世界上有多少痴心人在白白地等待她的下一部小说。

我猜想张爱玲把自己也变成了作品中的人物。这正是她的高明之处。有意或者无意，她突然明白人的一生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是自己。她结过两次婚，不能说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但是显然不理想。一个是有才华却太轻薄的汉奸，一个是西方的左派作家，不能否定她和他们在沟通上的那种障碍。张爱玲选择这两个人，本身就是小说作法。小说作法有时候也会成为人的行为准则。

我猜想许多事，张爱玲都是存心的。她存心要我们为她感到无穷无尽的遗憾，要我们痛苦地去回味她走过的人生。她存心要我们喋喋不休地去争论她为什么放弃了小说，为什么不思如泉涌没完没了地写下去，要我们为许多站得住脚和站不住脚的理由，浪费唾沫和笔墨。她存心要我们哭笑不得，要我们疑惑不解，要我们很快地忘记她，而实际上却永远也不可能把她遗忘。

张爱玲这样的才女，照例是很容易作为闲话的话题。一个女作家本来就引人注目，更何况张爱玲作品之外，还有那么多故事。

就说张爱玲的成名。她自称九岁就开始向编辑先生进攻，打算把自己在杭州写的日记，寄给编辑先生。张爱玲用稚嫩的语气，写了一封没有标点的信，扔在信筒里，从此没有下文。十九岁的时候，她参加了《西风》的征文活动，在六百八十五名应征者中，有十三人得奖，这次编辑总算没有太走眼，张爱玲名列倒数第一，正好第十三名。按照征文启事的规定，得奖者只有十名，多出来的三名是荣誉奖。张爱玲参赛的作品叫《天才梦》，这可能是张爱玲文字生涯中的第一篇文章。不过张爱玲对自己的名次耿耿于怀，她成名后，谈起这段往事，坚持说名列第一的那篇文章实在平平。

张爱玲给人的印象，在一夜之间突然就红了。女作家的走红向来比男作家凶猛。在张爱玲成名的十几年前，丁玲女士也是如此。记得读研究生时，一位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极有成就的老师说过，丁玲一出现，她几乎就取代了冰心女士的位置，冰心火爆得更早，这种取代之说有些夸张，也不准确，但是有纪实的一面。张爱玲的出现，也有取代丁玲之势。冰心的文章以爱心和提出问题取胜，丁玲却是以她的反叛和浪漫精神获得读者，张爱玲和她们都不一样。张爱玲的小说要丰富得多，而且她显然不喜欢她的两位前辈。

张爱玲的小说深入到了平常人的心灵，这是她的小说能拥有无数“张迷”的法宝。真正的好作品是阻挡不住的，张爱玲的小说最初发表在文坛不屑于注视的鸳鸯蝴蝶派杂志上。许多有志向的文学青年绝对不会去理睬这样的刊物。张爱玲偏偏什么都不在乎。她似乎信奉小说只要能发表就行的这个实用主义原则，小说之外的事，不愿意想得太多。她的小说在什么刊物上都可以出现，譬如发表她小说最多的是《杂志》，这个刊物显然有日本人的背景。在沦陷时期上海这个特定的环境里，张爱玲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她火山爆发一般地拼命写，写了就拿出去发表。让人感到无可奈何的，张爱玲就这样成了名，她的文章得到了当时上海滩各种背景的刊物的欢迎。转眼之间，她成了真正的名家。

晚年的张爱玲和四十年代大红大紫的张爱玲，仿佛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晚年的张爱玲完全把自己封闭起来，杜门谢客，摈绝交游，以至于最后死在美国公寓的地毯上，几天后才被人发现。四十年代的张爱玲是那样地爱出风头，她为了突出自己，甚至不惜身着奇装异服。张爱玲的动机非常简单，写东西就是为了要出名，越早越好，越大越好。遗憾的是张爱玲有出风头的心，没有出风头的命。她不是那种能够当交际花的女人，倒不是长得不漂亮，实在是不善于人际交往。她的骨子里讨厌交际，在大红大紫的年代里，她不能免俗地参加各种应酬，出现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尽情地品尝自己成功的喜悦，然而这些无聊的敷衍已经为她日后隐士般的生活留下伏笔。

张爱玲的奇迹在于当年引起了各路人马的叫好。她毫无选择地在各种刊物上乱发表文章，属于不同阵营的编辑却非常明确地想把她拉入到自己的队伍中来。张爱玲的小说终于出现在柯灵先生主编的《万象》上，这虽然是一本商业性杂志，但是在柯灵的努力下，杂志明显地属于新文学阵营。当年柯灵先生为如何能约到张爱玲的稿子踌躇再三，出乎意外，张爱玲竟然冒冒失失自动送上门。多少年后，柯灵谈起这段往事仍然喜形于色。

很多有识之士出于爱护张爱玲的缘故，反对她这样无原则地是地方就乱发文章。郑振铎先生就提出过具体的建议，张爱玲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书店先付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张爱玲根本就不理这一套，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她的名言仍然是那句：

出名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

张爱玲相信她的小说可以远离政治。可是潜意识里知道这绝不可能，要不然她不会说：“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这也许是张爱玲真正的高明之处。如果她真听了郑振铎的话，把自己的小说藏之名山，等日本人完蛋再发表，结局也许更糟糕。张爱玲的文学生涯，辉煌鼎盛也就只有抗战胜利前的两年时间，过了这村，就没有这店，事实就是这么残酷。

张爱玲后来死灰复燃，文坛上再次走红，先是在台湾，然后在大陆。她的书成了畅销书，让出版社趁机赚钱。“张迷”成为一个固定词组，重要的原因，是她在那个特定时期写的并且毅然发表的小说《传奇》和散文《流言》。是是非非很难说清楚，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事实就是这么滑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