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金融服务为返乡创业铺路

日前，农业农村部、全国妇联等三部门共同牵头召开了全国推动返乡入乡人员创业就业工作视频会。会议传出的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各类返乡入乡创业创新人员达到1010万人，比2019年增加160万人，同比增长19%，是近年来增加最多、增长最快的一年；同时随着政策导向力度加大，以及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下，返乡入乡“双创”人员无论是节奏频率，还是数量规模都有可能进一步加快与增加。

农民工、大学生、退役军人、妇女构成了返乡入乡的四支创业队伍。而据笔者在广东兴宁、江门等地实地调查发现，科技人员、留学归国人员和城市白领也是返乡入乡创业的基础阵容。在他们身上，不仅携带着一定的知识储备，还怀揣着相应的专业特长；不仅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还手握着人脉资源，拥有产业要素嫁接配置的跨界思维。

仅拿返乡的农民工来说，他们的就业活动范围往往遍布于三线以上城市和发达地区，很多人在第二、第三产业的各个岗位上多次发生职业变动与迁移，接受过产业化、现代化培训，积累了大量知识技能与工作经验。同时，农民工又具有在农村和城市两种不同状态下生活的经验，既了解城市的文化特点与生活环境，又熟悉乡村的文化习俗与风土人情，由此决定了他们可以较好地整合城乡各类资源与要素，达到优势互补的资源配置效果。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的观点，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其获得途径包括教育、培训、迁移等，而这些几乎都在农民工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意味着当年走出农村的一个劳动力，待回来时，其生产力可能会相当于几个劳动力的总和甚至更高，能力“倍增”效应显著。

来自农业农村部的调查数据显示，在2020年返乡入乡创业项目中，有20%是种植养殖业，有60%以上具有创新因素，有85%以上属于一二三产业融合类型，有55%是运用信息技术，通过开办网店、直播直销和无接触配送等方式打造“网红产品”。这种“双创”结构说明，更多的返乡入乡人员倾向于进行“农业+”或者“种植+”的跨界配置，以及对关联产业的高位嫁接，籍此催生出大量的新业态与新模式。

进一步分析发现，由返乡入乡人员串起的“人才链”进而嫁接出的“产业链”，其经济学意义并不止于产业迭代升级层面。按照劳动经济学原理，产业层次与就业人数成正比关系。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数据表明，2020年农村返乡入乡创新创业覆盖率达到83.6%，即每100个行政村中有83.6个有返乡入乡的创业项目，平均每个返乡创业创新项目可吸纳6.3人稳定就业、17.3人灵活就业，总体带动乡村就业人数超过3500万人。这种由新业态形成的强大就业吸纳力所释放出的社会意义，不仅意味着农民可以就地找到工作，还意味着农民将转变为农村产业工人，并且这一新兴职业群体的财富获取与创造能力将伴随地位与角色的变迁而增强。

不得不正视的是，在基础设施、资源优势等软硬件条件欠缺的农村创业，必然会遇到很多困难。其中，目前返乡入乡人员碰到的普遍性难题就是资金问题。数据显示，有高达50.48%的返乡入乡人员存在启动与后续资金不足的困扰。对此，在为返乡入乡人员提供创业资金补贴与奖励的同时，还需在政策层面做出特殊安排。

一是可以考虑效仿支持小微企业信贷创新工具的做法，定向降低农村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借贷利率，并依据中小银行对返乡入乡人员的信贷绩效做出差异化的政策增量安排。二是鉴于绝大多数返乡入乡人员财务基础并不扎实，为降低信用风险，可以开发保险担保的融资模式，同时公共财政根据担保成效跟进奖补，由此聚合成服务于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的“政府+银行+保险”增信链条。三是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拓展返乡入乡人员的可抵(质)押物范围，包括宅基地使用权、大型农机具、股权、商标以及应收账款等，以提高返乡入乡人员的信贷获取能力。

还需注意的是，按照农业农村部的统计数据，返乡入乡创业者的资金一般初始规模都比较小，其中近半数集中在10万元及以下；初创资金来源中，61.7%来自自筹和家人支持，仅26.56%源于银行贷款。这说明返乡入乡创业者的市场风险承受能力较弱。对此，一方面要组织创业者加入各种合作社等集体经济与联营组织，同时成立行业协会，形成“创业企业+合作组织+行业协会”的命运共同体，增强市场谈判能力；另一方面，创建返乡入乡创业产业园以及各种项目孵化基地，将创业企业引导归集到产业园区，在降低非经营性成本的同时，让创业企业享受要素供给、物流配给等便利性服务。另外，对于一些返乡入乡人员所启动的优质创业项目，有必要发挥各地产业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的牵引作用，撬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更多社会资本朝着项目集结与汇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