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神器AED普及未来空间大 体系化建设让其从“有”到“有用”

10月27日，北京启动在轨道交通车站配置AED工作，地铁1号线 22 座车站当日完成AED 设备的实地安装。预计到2022年底前，北京市的地铁站将实现 AED 全覆盖。

AED，又称自动体外除颤器、傻瓜电击器，是一种通过电击除颤抢救心脏骤停患者的医疗设备。在患者心跳骤停的最佳抢救时间“黄金4分钟”内，利用AED对患者进行除颤和心肺复苏能够有效制止猝死。

从2006年第一台AED进驻我国首都机场，到目前上海、 深圳、南京等多地在公共场所进行了AED配置，总AED配置量达四、五万台之多，14年间我国的AED普及进展迅速，但未来仍存在很大提升空间。

“发达国家某些城市的院外心跳骤停急救成功率可以高达30%-40%，因此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相关社会组织，例如红十字会以及一些其他的社会公益性组织，包括医院的医护人员等都应加强对普及AED的宣传。” 上海急诊医师协会会长陆一鸣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尽管我国AED的配置数量不断上升、公众急救意识不断增强，人们对于AED普遍缺少认知，不敢贸然用于救人。

对此，全民互助急救平台“第一反应”的创始人陆乐告诉《华夏时报》记者：“从有到有用才是本质，我们并不是为了学急救而学急救，也并不是为了有AED而去有AED，我们的本质目的是为了救命，为此我们需要利用互联网优势建造一个体系化的解决方案。”

AED普及未来空间大

2006年我国拥有了第一台国产AED，2008年开始逐步引入北京首都机场等公共场所，除此之外，当时其它城市和地区少有AED装备配置。

此时，原本熟知急救知识和技能、热爱航海与户外运动的陆乐，面对其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班的同学突然猝死，毫无应对措施，并因此受到强烈震撼。于是他开始了由航海“船长”向急救“船长”的蜕变，并于2012年创立了全民互助急救平台“第一反应”，专门致力于普及急救知识、提供急救设施。

陆乐告诉本报记者，第一反应创立之初，绝大部分人不知道AED为何物，也没有急救意识，国内在AED的配置上少之又少。

然而心脏骤停事件并不因AED的配备跟不上而减少发生。2014年IBM高管梁娅在深圳地铁突然倒地猝死，2016年34岁的天涯社区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呼家楼站骤然倒地身亡，事发现场都没有配备AED等等，这些事件的频发不断刺激着公众对生命安全保障与急救设备普及的呼唤。

据了解，若事发现场配有AED设备，并且在“黄金4分钟”里对心搏骤停者进行复苏抢救，成功率可达一半以上，能有效防止悲剧发生。

正是看到了AED对生命急救的重要性，第一反应不断致力于AED的普及宣传。2014年，第一反应成为了美国心脏协会的培训机构，通过国际培训体系面向公众进行培训，促进更多公众对急救知识的了解。

在急救教育科普之外，第一反应还为超过500场马拉松提供了AED和医疗保障体系，心脏骤停救活率超过90%，为中海地产等四五百家公司提供急救培训的AED设备，通过各式各样的渠道宣传推广AED。

在众多努力和呼唤之下，政府层面开始注意到普及AED设备的重要性，并不断给予政策支持。2017年，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北京市公共场所医疗急救设施设备及药品配置指导目录(试行)》，提倡影剧院、体育场馆、机场、火车站、学校、景区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配备医疗急救设施设备及药品，其中就包括AED。

据陆乐介绍，在公众急救意识普及上，从第一反应去年发布的关于急救知识短视频获上亿点击量事件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的公众也已开始主动学习急救知识、获取急救技能。在数量配置上，AED在中国公共场所现大概有四五万台左右。 “从0到四五万台，实际上就是从无到有的过程”。

回顾这一“从无到有”的过程，虽然不论在数量配置上还是公众意识唤醒上都在不断进步，但据国家心血管中心2019年统计，我国每年心源性猝死者高达55万，居全球之首，院外心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极低，能够抢救存活的患者不到1%。

作为上海急诊医师协会会长的陆一鸣，于1989年开始先后赴法国、美国进修，并在1992年成为第一个获得法国高等医师重病监护专业文凭，一直以来致力于急救知识的普及工作。

他表示，发达国家某些城市的院外心跳骤停急救成功率可以高达30%-40%，因此在这方面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关社会组织，例如红十字会以及一些其他社会公益性组织，包括医院的医护人员等都应加强对普及AED的宣传。

“不管是像地铁、博物馆、商场等人流量多的地方，还是小区、住宅区都应该慢慢配备。”陆一鸣说。

体系化建设发挥AED真正价值

从2006年我国生产第一台AED至今的14年时间里，AED在我国的普及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阶段，但目前绝大多数公众仍不认识何为AED，更遑论知其如何使用。

据悉，在许多发达国家，公众对急救技术的掌握是一项基本技能。德国应急救护技能普及率高达80%、法国为40%，而我国成人心肺复苏普及率不到1%。

对此，陆乐认为，如果你爱你的家人、朋友、自己，学习如何急救就是对身边的人负责，让AED从“有”到“有用”才是本质。

“同时要培训更多的人能够使用这个机器，不仅是地铁工作人员，普通公众也需要学习AED如何使用”，陆一鸣表示。

此外，陆一鸣还认为，我们的社会要从整体文化氛围上构建公益效应，让人们意识到配备有AED装置的酒店、地铁会更加安全舒心，让企业等相关单位意识到配有AED可以提升品牌价值。

然而，公众对于AED这个“医学器械”仍存在距离感，多数公众仍存在“AED设备为专业人士所用”的认知误区。对此，国家食药监总局2016年明确表示，将AED从第三类医疗器械分开，单独予以分类。AED从此去除了“只有专业人士可操作”的魔力外衣，可被普通人群使用。

但据陆一鸣介绍，公众在学习心肺复苏后普遍依然对AED设备有惧怕心理，怕因操作不当损伤设备或救人之后承担责任。很多单位购置AED后也总会认为这是一种与自己无关的医疗器械，同时害怕因运作不当导致担责。

关于“救人是否担责”的问题，国外最先展开立法。美国各州早在2002开始就陆续出台了“好人法”，即《好撒玛利亚人法》，此法律条文规定在紧急状态下，施救者因无偿救助行为给被救助者造成某种损害时，免除其法律责任。自此，美国人民可以不用因害怕承担责任而不去施救。

我国也于2017年3月15日也颁布了我们自己的“好人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184条规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今年杭州市政府官方网站也发布了《杭州市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管理办法》，以地方立法形式规范公共场所AED的配置、使用。

陆一鸣认为，目前只有上海、杭州、深圳等地通过了AED相关的急救法，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制定上还应继续跟进，以使公众救人摆脱后续法律责任。

在公众免于是否敢于施救的顾虑之外，如何能快速找到距离自己最近的AED进行施救成为又一挑战。据此，陆乐提出，要通过技术手段的不断探索、应用来实现AED的可及性——可以快速找到AED设备的性能。

为此，第一反应于2016年联手腾讯、红十字会通过互联网做了AED的在线地图，公众可以通过小程序“救命地图”快速查找到附近的AED急救设备，在最短时间内用到AED。

日前，第一反应在深圳机场小程序里做了AED急救按钮“一键急救”，乘客可以通过手机直接启动机场的应急响应。“这个模式是一套真正的可持续系统，通过互联网的优势能够让AED真正拥有可及性，并且我建议北京的地铁、机场等公共场所也可以学习深圳机场的做法”，陆乐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