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澳门与十三行看近世中外交往

葡萄牙人是近代世界以来最早与中国直接接触的欧洲民族。从1557年他们正式定居澳门起，通过广州交易会及后来的“十三行”与省城广州发生了密切的接触与贸易，留下了丰富史料。

梁嘉彬先生(1910~1995年，十三行天宝行梁经国后人)在《广东十三行考》(1937年出版)中曾指出：“十三行贸易与澳门贸易之关联，学者往往忽视，而余以十三行之兴废莫不与澳门贸易有涉。”

我们来看一位苏格兰船长和商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留下的记录。他于1688年至1723年间，在好望角和日本之间航行经商，写了一部日志，后以《东印度新纪》为名发表：

“当我来到广州时，粤海关部下令，我、我的手下及货物留宿在‘行’或称属于它的商人的客栈中。那里只有法国人有商馆，他们可以自由来访，当我外出时，总有一些属于‘行’的仆人在远处跟踪我，我呆了约一个星期，发现没有客商前来靠近我。这使我怀疑，粤海关和客商有什么对我不利的交易，但我不知道他们设了什么计。”

这本书是1727年在伦敦出版的，但叙述的事发生在1703年。这大概是对“行”的作用最早的描述。当然，“行”的职能不仅仅局限于监视。一本1847年在里斯本出版，记载1815~1835年间来往印度、中国见闻的书中写道：

1813年，中国政府颁布了关于行商的法律，以遏制由英国人所进行的走私活动。粤海关监督要求行商让欧洲人进来时要履行义务，但英国人一如既往。当时英国护卫舰多丽丝号抵达了澳门，准备穿过虎门。在那里它夺取了一些美国船只。中国人总是宽容的，但此时此刻他们不能再熟视无睹了。两广总督下令在广州的英国人必须离开。这些人退到了澳门，从此他们请求英廷向中国派遣大使。他们以为，只要得到贵人相助，使团会得到妥善的接待，并得到英国人不需要通过行商便可在中国经商的特权。

至少葡萄牙人认为，实施行商制度的原因是为了防止英国人的走私，这可能不是主要原因，但确实是原因之一。书中还说：

“(中国)政府为了不直接与外国人打交道，任命了一批诚实可信、家境富裕的商人代理，称这些人为行商。通过他们与外国人贸易。他们要保证欧洲人的安全，并负责有关欧洲人的法律。因此，中国人给予担保。这是在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地方不曾有的做法。”

保商制度确是中国的一种独创。因语言的问题，清廷官方无法有效地管理外商，因而采取了“以夷制夷”的办法。1867年出版的关于中国澳门和香港贸易情况的书中写道：

“本城有40商行，均是寄卖行或代理行，以及澳门最重要的商家。大部分商家，即一共34家，总部设在澳城，但在中国(内地)、印度支那、暹罗、新加坡和平南等地设有分号。澳门诸行的办公室和仓库设在内港的岸边，雇用了大量人员，日夜繁忙不停。除了这些商号外，还有11家八九行，这些行也寄卖商品，售出后要扣去百分之八或百分之九。”

1870年留下的史料中，则有如下记载：

“中国向英国赔偿21000000澳门元，其中包括战争费用的数额，被没收和烧毁于1839年3月28日的20289箱鸦片，广州行商欠数个英国商人的债务。”

作者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专业，葡萄牙历史科学院院士，曾任暨南大学港澳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澳门研究中心研究员，著译作品有《中葡关系史地考证》《澳门学：探赜与汇知》《东西望洋》《远游记》等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