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州酒重花绕楼”：古代的市场商业区

一个行政城市固然以官署及其附庸建筑为核心，但市场商贸区也非常重要，它不仅关乎城市居民的经济生活，也关系像乐山这样的交通枢纽、商品集散城市的发展。城市中市场商业区的位置一般取决于与交通要道的关系和与城市核心区的关系。商业区靠近交通要道是为了方便物资运输，而靠近城市核心区则是由于官吏士绅需要各种市场和店铺来提供服务。

据学者干鸣丰推测，唐宋时乐山城的商业街区大致集中在东南角各面水城门以内地带，便于水运物资装卸和交易。城东北设有迎接朝廷使臣的皇华台。杜甫有诗《狂歌行赠四兄》：“今年思我来嘉州，嘉州酒重花绕楼。楼头吃酒楼下卧，长歌短咏还相酬”，反映出嘉州城酒楼的繁荣开放。到宋时，乐山城区的商贸设施更齐备，邵伯温《题名记序》记载，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司“在府城之北街，亦曰小市”。此“小市”应是依靠宪司等政府衙署而发展起来的商业区。此时乐山城外有皇华台宾馆，城内有问月堂酒楼等住宿娱乐设施。

从万历《嘉定州志》的记载来看，明代城市的商贸市场基本集中在两处：一处是在沙坝；一处是在由布市街(今上土桥街)、州前街(今府街、鼓楼街)、土桥正街(今中土桥街)组成的大什字附近。

沙坝是市场最集中的地方，在没有涨水的时候，大多市场都汇集在沙坝，如米市、布市、靛市、盐市、柴市、萝卜市、蓬市、竹市。沙坝在哪里？康熙《嘉定州志》说“沙坝，在东城外，颇宽，平民为蓬屋其上，水涨则徙近千家，蜀中滨江州县所仅见。”可见，沙坝在城外东边临江处。沙坝这一地点的选择原因大概有三：一、距岷江近，水陆交通方便，物资集散便利；二、地势平坦开阔，便于众多市场聚集一处；三、离居民聚居区近，交通方便。明代后期高北门外已经聚集一定数量的民居，而城内的居民也以城北和城东为多，往返北门、东门极其方便，因此市场设在东门外，可以便利城内外居民贸易。

大什字附近长期固定的集市有丝市、鸡市(包括鹅鸭等家禽)、麻布市(在土桥街北，与大什字接近)、豆市(包括麦)。此处还有一些是涨水期的半固定集市，如米市、布市、靛市。大什字之所以成为商贸市场的集中区域，主要是因为靠近府衙，府衙的辐射效应构成了城市的核心区，城市的上层阶层在此汇聚，自然就形成了市场簇拥的局面。

除了这两处集中的市场区，还有零星几个市场分散在城内外各处。如猪市，枯水期在觐阳门(涵春门)外，涨水期则搬到养济院(北城一里)；竹市，除沙坝外，还有一个在来薰门外；鱼市，在丁字口，常常不在市场里面摆摊，就在外面坐地交易；菜市，“比七里，银最低”，可见菜市不止一个，在附近七里的地方，买菜最便宜。《嘉定州志》记载，地方官命令在菜市坝掩埋无主和贫困者尸骨，此菜市应在城外，占地大。

除了大宗商品有专门的市场之外，其他的物资不进市场，由门店售卖。州志中说，“布帛而上，仰给地方，亦无甚精好者至此”“货无奇物，日用之常而已”。每当城中举办神会时，大量商人携带物资前去赶会走集，比乡场赶场还要热闹。

当时市场上卖些什么呢？我们可以从万历州志对嘉定物产的记录推想出来。米市上出售各种各样的稻粟，糯米类的有白金早、三百颗、花壳、红壳、猪脂、虎皮，粘米类的有毛香子、百日早、老鼠牙、盖草黄等，粟一类的有白沙、黄沙、黑壳酒粟……

豆市上售卖的豆有小、大、迟、早、黄、黑、花腰、茶褐、箸头、红、绿、弯等种类，其中黄豆最多，黑豆最少，绿豆也很少。也许在离豆市不远的地方就有卖豆腐的。州志很少称赞本州的物产，唯独对嘉定城内产的豆腐极尽夸耀，宣称“当甲海内”。豆腐用黄豆和早豆磨制，味甘甜质细嫩。秘诀在于用本城的卤水点化，一瓯(一杯或一小盆)卤水可以点几斗豆腐。不要说其他地方的豆腐达不到这个水平，就是在嘉定州范围内，也只有城内的豆腐做得成这样。出门在外的嘉定人经常携带一竹筒豆腐，恨不能多带一些。

当时菜市里卖的菜种类已经很丰富，与现在乐山人饭桌上的菜品也差不多：青菜、白菜、莴苣、莙达(俗名厚皮菠)、菠稜(从北方传来，长而脆，完全胜过本地菠)、蹲鸱(芋头)、油菜、茄子(有红皮、白皮、长的、圆的各种)、萝卜(老江坝的最好，大的有几斤重，有艳红的红萝卜，但味道不及白萝卜)、胡荽、葱(小的叫香葱)、韭、蒜、茭头、藤蒿、苋(有红、白、白夹杂红三种颜色)、扁豆(有青色、白色两种)、刀豆、江豆(有红色、白色两种，红色的更好)……

清康熙《嘉定州志》所载的市场情况，与明代州志所载无异。这说明明末到清初，嘉州虽经历战火，但城内经贸格局仍未大变。到清代后期，情况便不一样了。随着城市功能分散，人口的增多和散居，乐山城的市场也发生了变化。可惜清代中后期的几部地方志没有市场的记录，我们只有通过民国《乐山县志》一窥究竟。该志于民国九年(1920年)动手编纂，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方刻印出版，因此该志卷4所记市场情况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清代晚期和民国前期的市场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