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工数量下降看我国城市化的未来

2020年的经济统计数据已经陆续公布，其中有一项并不惹人注目的数据，即农民工总量增速为-1.8%，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被直接忽视的数据。

现代意义上的农民本应是一种职业，而由于在历史上形成的城乡管理行政分割，农民在我国不仅是一种职业，还是一种身份，一个小孩如果在农村家庭出生，便首先成为一位农民。也正是由于身份转换的约束，农村劳动人口即便来到城市并且不再从事农业生产，也并不能就此告别农民身份，因此才有了农民工这种特殊的称谓。

我国城市化的推进，和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休戚相关。农民工所供给的劳动要素成为城市化的生长素。没有农民工的背扛肩挑，就没有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的突飞猛进，没有农民工的日夜辛劳，就没有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迭代更新。而反过来，没有城市化的持续推进，也就没有农民收入大范围改善的可能。

当前通用的城镇化率统计，正是以从事非农生产的职业口径展开的，即以常住人口(在城镇居住超过6个月)为口径进行统计的。这意味着，农民工的数量和增量实际上构成了城镇化率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大约对应着1500万人口从农业生产转到城市非农生产。而在中国城镇化率提高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每年新增的农民工数量就多达上千万，是城镇化率统计提高的主体。

可以说，农民工不仅是城市化进程推进的实际参与者，农民工总量能否持续增长，也是城镇化率是否持续提高的重要统计来源。虽然2008年之前年度的统计数据缺失不全，但可以断言在1982年至2019年的这段时间里，农民工总量是在持续增加的。而持续的增长速率下滑最终演变成了绝对数量的下降，2020年，或许将成为农民工总量由增转降的拐点之年。

一方面，农民工的人均年收入增速从2011年开始下降，越来越多的年轻农村人口选择就地从事副业，而非外出打工。与此对应，农民工数量增速也从2011年开始逐渐回落。

另一方面，从农民工的年龄分布来看，50岁以上农民工的占比从2008年的10%左右上升至2019年的25%，16至30岁的年轻农民工占比则从2008年的46%下降至2019年的25%，目前50%以上的农民工已经超过40岁。随着年龄增大仍未能在城市立足的农民工陆续返回农村，农民工数量不仅将出现减少，而且大概率呈现出加速减少的趋势。

以此推论，农民工总量增速由正转负，即农民工总量出现趋势性下降，将带来现行口径的城镇化率的提高出现显著放缓。当前我国只有北京和上海的城镇化率超过80%，广东的城镇化率超过70%，有26个省的城镇化率低于65%。加之当前农民工及新增就业人口仍然倾向流动至东部城镇化率已经较高的省份，反而可能带来城镇化率的分化，城镇化率水平较低的省份将更难提高城市化水平。

更重要的是，农民工数量的增长是市场化选择的结果，农民工作为要素流动载体，通过不断向城市输送人口红利，又将城市化带来的经济增长红利反哺给农村，实际上弥合了城乡发展的鸿沟，突破了行政性因素带来的城乡经济社会分割。

而农民工总量的减少则意味着一个相反的过程，农民从城市特别是中小城市能获得的收益成本比在边际降低，而中小城市对于新增非农就业的承载能力也在边际降低，有些城市即便放开了落户也未能显著提高城镇居民占比，于是，城乡分割从行政性限制的分割逐渐演变成一种市场选择的“隔离”，这也是近些年来我国城市化战略的重心，为何从发展中小城镇转换到推动大城市群及都市圈战略的主要原因。

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我国城市化过程的推进就此陷入停滞？也并非如此。如果以身份转换口径来看，即以农村户籍转入城市户籍的口径来看，我国的城镇化率还不到45%，与以非农就业为口径的城镇化率统计相差达16个百分点。而当以身份转换为口径统计城镇化率时，农民工数量的减少和城镇化率放缓之间的联系就可以被打破了，因为即便农民工数量减少，但只要其中有部分转化为市民，就可以在原有的路径上提高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

城市化仍然对于中国实现经济内部循环具有支撑意义，城市的经济密度、产出水平、组织形态和精神文化仍然要远优于乡村，除了努力将乡村建设得更加和谐富裕之外，城镇化率的提高仍然是有重要意义的导向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