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经济需要全球治理协作

英国学者理查德·戴维斯撰写的《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将主流经济学未曾触及的经济发展形态、模式和特征一一呈现，九个不同的经济体呈现出不同的经济环境，补充了传统经济学一直忽视的边缘国家和地区。本书旨在唤醒普罗大众对极端经济的重视。极端经济不仅是某个国家和地区的问题，更是全球化和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难题，合作、共识和互助才是破题的关键。

极端经济影响不容忽视

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全球主要经济体占据了全球化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顶端，国际分工的巨大差异来自于各个方面，这种差异在极端经济中表现尤为突出。可以肯定的是，极端经济的模式、特征和面临的困境映射了全球化发展不平衡，而这也成为许多发展经济学研究学者的重要课题。

新冠疫情让我们认识到极端经济的重要影响，在全球化不确定的情况下，无法预知的恐惧和应对疫情的艰难探索，考验着人类的危机管理和韧劲。而危机的发生也让我们看到研究极端经济的动力，那就是认识到危机，并通过知识和新思想、转型和自下而上的创新机制，提升组织、社会和国家应对危机的能力。

如今，在全球领域遭遇到的自然灾害显著增多，气候变化成为最为紧迫也是对全球经济冲击力最大的问题。在这一领域，极端经济出现的频率更高、危害更大。比如印尼海啸、日本福岛大地震以及美国飓风灾害等。一些脆弱的国家和地区无法应对这种冲击，经济发展不断被破坏，必须依靠外部援助，恢复自建以及寻求新的发展路径。

《极端经济》探讨了亚齐(印尼苏门答腊岛北部的伊斯兰教王国)海啸后的经济现状和外部援助的重要性，但其它地区如扎塔里(约旦北部难民营)、达里恩(美国康涅狄格州一个峡谷地带)、金沙萨(刚果首都)等则存在社会治理问题、制度约束和法律缺失，偷渡、走私、腐败、贫穷和难民营等恶劣的生存环境滋生了独特的经济模式。非正规的经济占据了某些边缘地带，特别是边境线周边的国家和地区，人们几乎常年生活在极端经济环境下，并将其中的交易、贸易模式固化，游离在全球化分工体系的边缘。

重建必须依靠国际社会

极端经济的发展模式有非常复杂的因素，既有历史发展遗留问题，如国家和地区政体不稳定、政局动荡、内部纷争不断，无法建立起经济发展的正常化秩序，自然无法参与到全球分工体系中。如亚齐海啸破坏了当地的经济，国际组织纷纷进入，提供重建资金、就业岗位和恢复经济的方法，这种外部援助推动了当地经济复苏，并由短期的良好预期延展为一种追求长期增长的信心。但如达里恩、金沙萨等地区的混乱治理局面，国际社会很难介入其中，只能通过国际组织的积极斡旋，促进国内政府与反对派和解，并通过国际组织帮助打击海盗、走私，提供治理腐败的建议和方案。边缘地区的极端经济面临的风险常常是其自身无法解决的，必须依靠国际社会才能获得重生。

极端经济的出现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许多经济体表现出个性、差异和真实的一面，而不是数据和模型的简单呈现。《极端经济》对于扎塔里难民营经济有比较细致的描述，很多场景透露了难民营的特殊性，在极端环境下人们的生存智慧显露无疑。由于当地地理环境和资源的稀缺性，在某种程度上人造市场成为一种主流，市场流动性、商品贸易和商业活动有非常另类的一面，这是其它正常化的经济形态无法理解的，超出了传统经济学的范畴。

在关注这些特殊经济模式的同时，作者也表示这些经济体潜藏着很多危机，如随时爆发的战争、没有安全感的城市生活以及突发自然灾害的可能性，极端经济的可持续性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从人道主义的观点来看，极端经济需要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必须发挥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的作用，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援助、协助政府加强公共治理等，帮助打击海盗、走私，建立起比较开放、健康的市场机制，将极端经济推向正常化轨道。

合作、共识与互助

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研究的领域通常都围绕成功经济体和经济模式，发达经济体如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以及部分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巴西等，这些主要经济体已成为教科书和学者关注的焦点，但那些在边缘发展或者根本没有纳入到全球化体系中的国家和地区则变得更加边缘化。这些极端经济的国家或地区往往被人们所忽视，或者片面地以成功或失败的案例被记录在教科书里。但也有很多极端经济的国家或地区开始寻求重塑，如塔林、圣地亚哥、秋田等，它们在技术变革、激励措施和经济探索中开始找到新的增长活力，而格拉斯哥、路易斯安娜等城市则在衰败中寻找新的契机。

我们必须认识到，全球经济增长和发展最终需要回到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上，因此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十分重要，否则人类发展将耗尽资源、竭泽而渔，产生新的不平衡甚至制造新的不平等。

《极端经济》在书中每一节案例都给出了具有启发性的讨论，比如科技变革为塔林带来了新的机会，自动化和机器人的应用提升了工作效率，而秋田的老龄化经济则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共享住宅”、专业护理和一系列老龄化的经济产物被创造出来，迎合了老龄化经济的市场需求。作者称政府决策对于极端经济影响深远，在对比塔林和秋田的政府计划后，本书分析了圣地亚哥的糟糕状况，政府精英的垄断、决策的失败和市场失灵等，不仅形成了新的极端不平等，且造成贫富差距悬殊。

全球新冠疫情也是极端经济的一个最新案例，许多边缘国家和地区在重大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脆弱的经济模式很难抵挡危机的发生，错误的决策以及市场失灵等很容易产生“次生灾害”。因此，倡导国际社会的共识和加强国际合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可以制定可行的、科学的应对方案，提供全球的生物医药、治疗方案和危机管理，遏制疫情扩散；二是共同探索应对危机的国际方案，为未来的极端情况做好预案。